卢象升(1600年4月16日—1639年1月15日)，字建斗，又字斗瞻、介瞻，号九台，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(今江苏宜兴)人。明朝末年大臣、名将。天启二年(1622年)进士，历任户部主事及员外郎、大名知府、大名兵备道等职。崇祯六年(1633年)防备农民军有功，此后历任郧阳抚治、湖广巡抚，在湖广地区镇压农民军，得到崇祯帝赏识，于崇祯八年(1635年)八月委任他经理南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后加山西、陕西，称“七省总理”，赐尚方宝剑，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分别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围剿农民军。崇祯十年(1636年)冬，调任宣大总督，再次获赐尚方宝剑。防范清朝。崇祯十二年(1638年)，加兵部尚书衔。同年丁父忧，适逢清兵入塞，他奉命入卫京师，并督天下援兵，第三次获赐尚方宝剑。期间力主对清抗战，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及关宁总监高起潜不合，处处受到掣肘，被崇祯帝褫夺兵部尚书衔，以侍郎衔督师。崇祯十一年十二月(1639年1月)，他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，终因炮尽矢绝，战死疆场，年仅三十九岁。后获崇祯帝追赠太子太师、兵部尚书。南明弘光时，追谥“忠烈”。清乾隆时，追谥“忠肃”。著有《卢忠肃公集》、《卢象升疏牍》。
卢象升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?
军事策略：
精兵思想卢象升就任湖广巡抚期间，提出精兵思想。他认为兵员太少，难以御敌，所以恳请增加湖广兵员数额，马步兵至少要二万四五千，而且所募之兵必须是精兵。卢象升的这种精兵思想，是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之上的：一是，明廷和地方财力困窘，无力承担增兵之饷，所以卢象升请求增兵的愿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。如他抚楚时，请求增兵也多“求十而不得五”。在给亲友的书信中，卢象升所言应更为真实：“顷如停征，如留饷，如修城，如设兵，无非一字一血，乃请十得一，岂非杯水舆薪!”因此，既然明廷没有足够的财力养兵，卢象升就只好减少请兵数额，同时严格训练现有军士，以求所得之兵尽为精兵。二是，卢象升颇通文韬武略，且善于练兵用兵。他一生征战，常出奇制胜，以少胜多，便是明证。卢象升练兵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作战时，身先士卒，赏罚严明。所以，即便一群乌合士卒，经他训练一番后，也颇具战斗力。
合兵策略：
关于合兵策略，卢象升担任湖广巡抚时所上陈会剿大端并量请马匹疏中有专门论述，并在其他奏议中亦有相关阐释。楚省兵寡，难以抵得住数万甚至十数万农民军进攻。所以，他提出“兵宜急筹其合”的策略。有关合兵之策的依据，卢象升在诸多奏议里屡有叙述，现简单总结为如下几点：楚地辽阔，多处要冲;官兵寡少，分而更弱;农民军势大，来去无常，“标下战兵不过二三千耳，……贼来数十倍于我”。卢象升认为，敌众我寡，官兵难以处处设防，必须集中各部官兵，统一指挥，主动围攻较大股敌军，再逐一歼灭。这就是卢象升所提出的合兵之策。他还从以往征剿不力的教训和现实情况两方面，屡屡强调兵宜合不宜分，“顾前此剿贼未能制胜，大率在于兵分，则今日宜急筹其合”。卢象升认为，以前官兵征讨未能制胜，乃分兵所致;而敌人众多，偏以小股军队引诱官兵出战，其他股则乘虚而入。今后切不可再犯分兵之错。在即将就任五省总理时，他又上疏总结征战经验：“总之，谈剿贼于今日，当合计全局，不当分计零局;当合剿大股，不当分剿小股。”这个策略得到明廷批准。在五省总理任上，卢象升集中各路兵马，合击农民军，屡屡大捷。尤其是滁州之战的胜利，证明他的“合兵”之策还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筹饷办法：
卢象升估计二万四五千骑兵和步兵一年需要三十七八万粮饷，除了十五万两请求由崇祯帝拨给外，其余由他自筹。其办法有“因粮输饷”“内库折色”和“事例(捐纳事例)广开”三种。
“因粮输饷”之计，是指卢象升出任五省总理时为筹措粮饷，针对“有衣冠职役”者，采取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捐助措施。卢象升就任五省总理后，连上五道“剿寇要策疏”，“剿寇第一要策疏”就是专议粮饷问题。疏文一开始，再次谈农民军凶猛与粮饷缺乏之关系：“熟计八年来强寇愈剿愈横，所在攻城掠野，大率皆由兵民从贼作贼，是以党类日繁。民从贼，多起于饥寒;兵从贼，多缘于缺饷。”卢象为解决粮饷匮乏，先以身作则，提出自己和父、叔、兄弟时期们的赋税将按规定的数量翻番。然后，他向崇祯帝提出“因粮输饷”之法，即要求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各色人等，视其具体的经济条件，向官府缴纳数目不等的“助饷银”。缴纳的办法，对食俸禄之乡官，原则是“课什加一”，即应该纳粮银一两者须外加助饷银一钱;对举、监、生员、商民人等，则根据其土地钱粮是否过十两为据而定，过者如乡官之例，不过者则免征税课。卢象升认为此标准并不高，并获得湖广缙绅耆老的认同。最后，卢象升提出征缴的办法和期限：由地方官专门负责，自己和督、抚、按官员造册汇报皇上;为平叛而行之法，乱平即止。之后不久，又在输助的标准、比例上或有些变动，卢象升又在疏中说：“乡绅每地粮一两助银二钱，士民地粮五两以上每两助银一钱，其自一钱二钱而外，及士民地粮不及五两，与夫兵荒应免之地，不得混征分毫。并以一年为止，向后不得借题科派。”如果按照此法，最有利的就是政府，收入自然会大为增加。这也不增加一般贫民的负担，因为他们的地粮是超不出5两的。杨嗣昌上台后，认为“分贫富”甚难，干脆来个易行之策，即以田亩数加征的“均输”之法来取代“因粮”之法。这样，广大人民便包含于纳征者范围之内了。
此外，卢象升还提出“内库折色”和“事例广开”两项筹饷办法，实为筹饷之良策。关于“事例广开”，他没有阐述，只是称“奉旨已开”。然后，卢象升论及内库折色一法。他认为每年起运到内库的钱粮600余万两，除了白粮不便折色，“其余皆量折三分之一，以济军需，事平即止”。
寓战于守：
卢象升在大名任上，就采取“寓战于守”的方针来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。他将辖区内的百姓以什伍之法组织起来，平时教授他们如何防御;并抽调部分壮丁组建乡勇，平时勤于训练，以备战时配合军队作战，在城镇地区“缮城郭，修守具”，在乡村山区“相形势，高立堡，洼为池”。他还为山寨装备充足的守备工具，如铅子、火药、铳炮等物。若敌来，则鸣炮为号，民众皆上山迎战。他还集中管理战时财物。鉴于普通村落难以抵御农民军，家里积蓄往往充当了战利品，卢象升规定每家存留可供十日使用的财物，“计使民自为守，度可相距十日”。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临时应敌之策：官府统一贮存各家户余财，以后再按量配给发放。此策实际就是对军农民实行坚壁清野，以期实现令敌不战而退的目的。
卢象升赴任五省总理后，面对义军越剿将曾在畿南和郧地实施的“靖寇”绥民之策，加以权变发展，形成了“阻贼、疑贼、饥贼”之计。分别是“立团寨，筑壕堑以阻贼”“挑乡勇，设游兵以疑贼”“收资粮，敛头畜以饿贼”。此外，卢象升还制定了裕民之计，就是希望从采矿业、农业和工商业诸方面刺激当地经济发展，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，杜绝“民贫从贼”现象的出现。
谋练奇兵：
总督宣大时，卢象升十分重视选练奇兵，主张奇正结合，以奇制胜。为此，他曾专疏选用奇兵疏，从多个方面论及选练奇兵事宜。首先，他谈及奇兵之作用：“每到三四更时熟睡，诚得勇敢兵丁，身躯矫健，举步轻捷，善于登高涉险，昼伏夜行者，潜入其营，奋力砍杀，并暗取其马匹弓矢，此制口良策。”
其次，他指出所选奇兵的标准：“手足利便，胆气充足，心志坚强，呼吸灵应。”再次，他论及选奇兵之法：“牌仰该道官吏，即便转行协路将领及守备操防管官，各照本管军兵，每百人中精择一二名，开具姓名年貌籍贯，限文到十日内，由道类报前来。道丁亦百人选一，同将备等官所选，一并册报。”
最后，他谈到对奇兵从优体恤：“以偷营劫寨，能夜杀口及暗取其弓箭马匹，一照功级升赏。其有被口损伤者，分别重轻，从优恤录。”另外，他还强调，选奇兵要遵循自愿的原则，“尤在各军兵自愿承认，方为得力”。
军事制度：
大兴屯田，由于财政困难，所以卢象升重视屯田的作用。他上任郧阳抚治后就认为改变郧阳局面的根本办法“唯有屯田一着”，并提出构建军屯的组织体系、为屯军提供物质等保障、与屯军的某些权责约定。不过他很快离任，所以在郧阳屯田的规模与成效非常有限。
卢象升出任宣大总督后，再次大兴屯田。他认为，屯政之利，可得银谷之息，利率为百分之二十;更重要的是，屯田可以解决民生和军饷问题。尽管宣大边地土地贫瘠，但抛荒地较多，广种亦可多收。开屯万顷，至少可获谷粮二十五万石，这对宣大边镇的军民可谓“穷边至宝”。卢象升在屯政疏中详述了大兴屯政的三种方法，即借种具、募开垦、用屯军。此三种方法，针对的人群不同，屯田者与官方的权责关系亦有所差异。“借种具”，是官府(宣大三镇军方)将所控制的土地，让贫穷军民人等耕种，并付给相应的种具银，并收纳谷息的一种办法。。“募开垦”之法，就是官府雇佣愿意代官耕种者，提供所有生产、生活资料，由官府督管耕种，收成全部充公。“用屯军”之法，就是以部分军士进行屯种的制度。经过崇祯十年(1637年)的兴屯措施。宣大地区屯田12000余顷，积粟20余万石，息谷4万余石。崇祯帝也命令九边其他地方的屯政都向宣大学习，卢象升本人也晋升二品。但到了崇祯十一年(1638年)，宣大地区屯田规模大为缩减，仅开垦3000顷。卢象升提出屯田有“十梗五难”，主要归结为：第一，自然地理条件差，表现为边镇地贫少雨，缺乏河流浇田等;第二，境外有少数民族的侵扰;第三，当局因屯务失误而事后责难;第四，地方文武官员或不愿苦于屯种，或占用屯军之力;第五，部分刁钻军士人等不愿安心屯务，抑或屯军难以屯务和军务两顾;第六，不法者把持屯务，或谣言惑众危及屯政;第七，地方豪强劣绅肆意侵占屯地，阻挠屯政。卢象升指出，屯田成效亦非短期可见，“其效在三年以后”，但他只任职两年，在宣大地区的屯田收效也不大，但还是多少缓解了三镇乏餉的现实问题的。
标兵建设
卢象升上任郧阳抚治时，麾下只有标兵(亲兵)500人。卢象升一到任上，就提出在郧地增设主兵之主张，在他的请求下，崇祯帝允许给他增加500人，又增毛兵600人，达到1600人。他又增兵1400人，达到3000人。卢象升成为湖广巡抚后，麾下标兵3000人，他提议扩军，明廷未允。成为五省总理后，创设标兵3500余人。同时明廷诏令祖宽所部3000名步骑划归卢象升标下。他还希望增加兵员，但未获明廷应允。
卢象升上任宣大总督后，依然主张扩大标兵。上任前，宣大总督只有三营(左掖营、右掖营、东京营)5000人，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计划扩充到五营(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)10000人，但尚未实施就丁忧去职。梁廷栋任内也没有扩充，直到卢象升上任，才将杨嗣昌的计划付诸实施。他规定每营各兵两千，分左右二部，每部分左右前后四哨。副、参将领以下，各营设坐营守备1员，千总2员，把总4员，百总5员。千总辖每部战兵1000员，把总辖每司战兵500员，百总辖每哨100。此外五营各设塘拨千总1员，冲锋材官60员。骑兵以25人一队，步兵以50人一队，队之下5人为一伍。卢象升拟定的总督标兵营制与前任总督杨嗣昌确有相似之处，但在马步兵的编制上，却大为不同。杨嗣昌是把马、步兵各半数融入每营中，而卢象升则是将两者分营置设，这就大大增加了马兵的比重，这也有利于应对后金骑兵的进攻。而且，相对杨嗣昌的变革，卢象升对马步兵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，步兵以使用火器为主，马兵重在骑射冲锋，但也强调使用火器。
崇祯十年(1637年)四月初七日，卢象升所上标兵如数募完，以白安、刘钦、冯举、朱尚义、岳维忠分统五营。在扩建宣大总督营制的同时，卢象升还着手提高标将的职衔和标兵的月饷额。当时他的标兵中马兵月饷一两五六钱，步兵月饷一两二三钱，他请求向总兵标兵的标准看齐，马兵月饷一两八钱，步兵一两五钱，得到允许，从而提升了战士的积极性。
卢象升对麾下标兵严格管治。他在总督军门初次练兵规则中规定，每位士卒的号衣甲胄及大帽，必须明示个人身份信息，“今后各兵号衣甲胄，俱用白布一条，上书某营、某部、某哨、第几队、兵丁某人;大帽之、上，仍用铁一片，上镌某营、某部、某哨、第几队字样，以便查考”。除了衣帽甲胄，卢象升还强调士兵须带腰牌，违犯者也要法办。同时，统一各营部司旗令，将各营、部、司的旗帜加以整编，以统一号令。他强调，督标官兵进行军事行动，须以旗帜的型号与颜色为指导，延误者将以军法惩处。他还行连坐之法，规定“其中马步战兵，但有老弱虚冒，临敌不前，大小将领，但有庸怯逗留，用命不力者，上下一体坐罪”。他练兵的两大原则是：以总督标兵为率，由易入难。卢象升督率督标练兵多次，他在疏中只颁布了初次练兵规则。这次练兵的重点有二：其一，整顿五营营阵、严明军容、严肃军纪;其二，加强弓箭和火器的习射训练。他扩编宣大总督标兵并加强训练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宣云边疆的防御力量。而且，他在督抚任上的标营变革，对其后的官制(军制)发展亦不无影响。但由于钱粮和战马的缺乏，卢象升练兵的效果也很有限。
